既然翻译批评是应然判断和价值判断，那么批评模式和标准必然是多元的。现代翻译批评特别强调翻译文本类型的差异，"内容为主的文本必须以信息的精确传递优先，形式为主的文本必须以内容的结构优先，感染性文本必须以文本的感染力优先，而音频文本必须以非语言媒介的限制因素优先"。与此同时，翻译研究领域的扩展也使批评模式与标准变得多元。如果翻译批评对象不单是文本的转换，还包含原作、翻译发起人、译者、接受者或使用者、译文的意义与艺术、甚至译作的文化功能等，那么批评模式与标准势必随评价对象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的批评模式评估不同的对象，是评估产品或过程的质量，还是译者产出合格翻译的能力，这将改变批评模式本身的性质。" 同理，不同的批评主体，例如，翻译发起人、客户、译者及读者的批评动机同样会影响翻译批评。批评主体"对理论的不同理解和期待"，其背后的"动机"会导致"理论家关注翻译质量的不同侧面"。而批评家和职业翻译家也因"真实世界需求的巨大差异"而在批评的关注点、批评的方式、标准等诸多方面，很难达成一致。对于不同的主体，翻译"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人对价值的选择、创造、评价、拥有具有个体倾向性"，而"每个自然人、区域群体、集体组织、部门行业都可能形成自己的特殊价值文化。" 鲁迅曾言∶"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国内有关鲁迅文学奖和葛浩文翻译的论争就清楚地揭示了翻译观念的不同所引发的批评模式和标准的尖锐冲突。

到2010年，我国举办了五次鲁迅文学奖，其中的文学翻译奖备受争议。从评奖通知和评奖评语我们可以发现，字当句对、忠实、风格等语言文本层面是评奖最重要的标准。第二届的评奖通知要求"原作必须是内容健康、艺术水平上乘的该国优秀作品"。第三届有关获奖作品最核心的评语有∶"翻译家成熟的经验和技巧，处理得恰到好处。在音韵格律上，译者十分严谨，不避艰险，完全跟着原诗走，亦步亦趋，一丝不苟，力求体现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译者精通西班牙语（而不是旁通）";"努力做到形神兼顾";"不随意增删改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忠实的全译本"。"对原文内涵不随意增删、美化，持忠实、严谨的翻译态度"。"力求忠实于原文，每个字都尽量扣紧，尽量接近原著风格，而又注意避免文字的晦涩费解，注解充实"。

第四届的评奖标准"不仅注重译者的外语能力和文学表达，还会结合译者以往的翻译成绩全面考量"。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空缺，引起热烈的争论。空缺的主要原因是"错误""漏译"太多，"各个语类都不合格"，发现"多处误译错译之处"。评委们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大胆而且决绝地将奖项予以空缺。

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翻译批评事件，是规范一个时期翻译标准和翻译质量的重要途径。对于奖项的空缺，有多位专家学者都撰文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从上面的评语可以看出，无论是获奖还是空缺，译文字面意义是否"忠实"是首要的标准。所谓的"硬伤""误译""错译"基本上局限于文字层面。这可以理解，因为传统的评价方式中国和外国都比较类似。正如有学者所言，译文质量评估关注的是"译者常用的技巧和文体"。从另一个角度看，评判者大多以自己的翻译经验为标准;或者以翻译教学的理念而非社会对译作的需求和反应来审视待评译作。原文本的社会价值、在译入语中的文化功能、翻译与当下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等，都被排除在评价视野之外，待评译作不过是翻译课堂的范本或教材。

如果承认翻译是文化交流，我们似乎更应关注"原作是否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对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的贡献"。就"忠实"而论，有学者认为∶"对于文学作品，大家的解读和理解往往因人而异，很难达成共识，更遑论在此基础上，用各自的表达方式和各自心目中的信、达、雅的标准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了";如果仅以个别误译、漏译等语言层面的失误作为评判标准，那么，

鲁迅自己也拿不到鲁迅文学奖，因为他的"硬译"之法某种程度上说都是"误译";我们公认的翻译大师傅雷也拿不到，因为他在一本书中的"误译"也不少，每次再版校订时，他自己都能发现很多错译误译之处。杨绛更拿不到，因为她用"点烦"之法"漏译"了十几万字。梁启超那批人的翻译就越发没希望了，他们那随心所欲的"豪杰译"，让眼下的一些仁人志士们看见还不给骂死!

朱振武随后提出三条建议∶文学翻译标准不应简单化，文学翻译奖要权衡参赛作品在文学文化上的贡献，"评奖规则"有待修改和完善。谢天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说"文学翻译界缺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不如说目前鲁迅文学奖优秀翻译文学奖的评奖机制、方法、标准等存在问题。"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的论争让人深刻地意识到翻译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层面的转换问题，翻译批评需要多元的评价标准。近年来国内有关葛浩文翻译的评价则进一步反映出翻译批评观念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众多学者如作家夏志清、柳无忌、金介甫、王宁、谭恩美、莫言等给予了葛译及其贡献以高度评价。" 有学者称，"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而言，葛浩文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汉英翻译家。"他的译文"实现了中西文化融合，也留住了中国文化的异域色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的海外有效传播"。

然而，不少学者也对葛浩文的翻译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他的翻译"离忠实原文的准则""相去甚远"; "汉语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几乎荡然无存。" 有人批评葛浩文在翻译中"自由发挥""大胆删减"; 他的翻译是"脱胎换骨"、彻底美化"的译文; 葛浩文" 偷天换日 的 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 还有人认为 "中国文学的真正成就甚至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都一并被误读了"。他的翻译"不但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进一步误解与扭曲，还会使中国文学离着所谓的世界中心越来越远"。

葛浩文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然而，传统翻译批评模式和标准似乎又无法解释这个鲜活的翻译个案。有学者因此认为，"陈旧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了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 批评的尖锐对立显然源自批评者不同的理论预设、批评角度和批评标准。

作者简介

廖七一，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译协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学会副会长、重庆翻译学会会长，以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或特聘研究员。出版《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当代英国翻译理论》《胡适诗歌翻译研究》《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等专著，编著和译著20余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中国比较文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翻译文学、社科著作和科技文献近300万字。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与省部级研究项目，并多次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